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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自称“净海王”的大海商汪直被正法的时候,明朝嘉靖皇帝以为,帝国的海疆终于平缓了。
这是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
在此前的30多年里,这名以擅长职权制衡出名的皇帝,厉行了明朝最严酷的海禁战略,由此导致东南沿海“倭患”不休。
汪直是继许栋、李秃顶之后,操纵帝国东南沿海与东南亚、日本私运生意的大海商。他的大本营设在双屿岛(今属浙江舟山),最繁盛时拥众十万余,大划子只无数。过往的商船都要打着“五峰”(汪直,号五峰)旗号方能通行。不外,在明朝官方看来,他们都是帝国“倭患”的根源。
为了抗倭,浙直总督胡宗宪与汪直的海商集团斗智斗勇多年,最终在1559年将汪直糊弄入杭州,并进行握捕。
汪直被朝廷正法后,双屿岛看成官方认定的大贼窝,也被撤废了。
可是,出乎明朝君臣预念念的是,一个新的“双屿岛”飞快酿成。被朝廷队列击散的倭寇和海盗,沿着海岸线南下,一直到了闽粤交壤的海面上。在那儿,一个三无论的小海岛以及原土的海盗团伙,选拔了逃逸的海上力量,随后霸谈成长,很快就发展成为让帝国官员头疼不已的海盗窠巢。
这就是南澳岛(今广东省汕头市南澳县),面积仅为113平方公里独揽,大小约等于3.5个澳门。
此后的100多年时辰里,明清帝国针对以南澳岛为中心的海盗势力的搏斗与博弈,深入改换了闽粤两省乃至通盘中国的历史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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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地说,在汪直集团被摧折之前,闽粤交壤的潮州府包括南澳岛一带,海盗势力还是颇有声威。只是尚未引起官方的要点关爱。
这整片地点,今天统称为潮汕地区,涵盖潮州、汕头、揭阳三市。前些年以盛产天下首富,近些年以“好意思食孤岛”之名,被天下东谈主民记着。但在传统帝国时期,这片地点属于典型的省尾国角,遥远以来,华夏王化和总揽触角难以抵达。尤其是南澳岛,孤悬大海之中,千百年来“无所系属”,是一个三无论的海岛。
现时能看到的历史纪录中,南澳岛早在南宋期间就成为海盗窠巢。
史载,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一个名为沈师的大海盗“啸聚甚众,犯南澳,岭东飘浮三月”。时任广东常平提举杨万里聚会数郡军力,总算平定了沈师之乱。沈师因此在典籍中被称为“海上剧寇”。
到了明朝建国后,南澳岛上原有民户居住,但在海禁的基本国策下,朱元璋洪武年间,官方惦念岛民作乱,将他们迁往大陆,“遂虚其地,粮因空悬”。
在野廷看来,一座无东谈主荒岛是最安全的,但在另外一些东谈主眼里,这就是啸聚的自然据点。
嘉靖时东谈主陈禀赋在《东里志》中纪录:
“(南澳岛)惟深澳内宽外险,有腊屿、青屿环抱于外,仅一门可入,而中可容千艘。番舶、海寇之舟,多泊于此,以肆抢掠……长沙尾,西跨南洋,近于莱芜澳,为船艘走动家数,海寇亦常泊焉。”
也就是说,在嘉靖期间,南澳岛上的深澳、长沙尾等港湾,早已成为海盗聚众泊船的据点。
其时活跃于漳州、潮州地区的蹙迫海盗集团,实在都在南澳岛有证明地。日本商东谈主也循声而来,每年五月依期在岛上搭棚生意,其时东谈主说“刀枪之类,悉在舟中”,看得一清二楚,可是生意各方都习以为常。
双屿岛被摧折后,海上武装势力盘踞的南澳岛,才透澈显现在野廷的视线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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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南澳岛最早崛起的大海盗,许朝光和吴平必须著明字。
许朝光是广东饶平东谈主,本姓谢。传奇他少小时,父亲被大海盗许栋掳杀,母亲则被许栋抢占。因许栋无子,遂收其为子,并改姓。
在传奇中,许朝光长大后,听其母诠释身世,怒不可遏,遂趁许栋从日本生意复返南澳岛途中,伏兵刺杀了这名纵横四海的养父。
而在历史纪录中,许栋则死于嘉靖“禁海名臣”朱纨之手。1550年独揽,包括许栋、李秃顶在内的96名“倭寇”和“海盗”,被朱纨下令正法(一说许栋得胜逃逸,下降不解)。朱纨同期谴责闽浙两省的世家豪族串同倭寇。这引起了两省朱门富家的大焦炙,他们纷繁动用关系,毁谤朱纨越权擅杀。在雄伟的压力下,朱纨最终喝下毒药自尽,临死前,他颇为无奈地说:“纵皇帝不欲死我,闽浙东谈主必杀我。”

总之,许栋死于养子许朝光的刺杀,大略只是许朝光发迹前后自我宣传的编造工作。但因为这个故事颠覆了既有的伦理关系,崇拜复仇至上与胜者为王的原则,是以得到了海盗群体和潮汕民间的平常传播。
不错细则的是,许朝光崛起后,自强为“澳长”。他将今南澳岛后宅镇一带看成证明地,在那儿修宫室、建敌楼、筑城寨,同期将势力推广到牛田洋、鮀浦诸海口。
史载,许朝光适度的海港,凡是商贾走动,都要交保护费买吉祥,名曰“买水”。这种草创性作念法,未必被其他海盗帮派学去,与官府争夺商税,成为各大海盗集团的平稳收入开始。
嘉靖四十年(1561年)前后,许朝光屡次连合倭寇劫掠潮汕沿海村寨,引起很大的飘浮。
父母官府军力松散,介意悉力,只得对许朝光遴选招抚战略。许朝光甘愿招抚,但暴戾了一系列尖刻的条件:
“本东谈主入城招抚,入城后不行关闭城门,不行斥去独揽跟从,不行消除跟从所持武器。各城门都要兼备本东谈主部下东谈主员看护。入城时应当用稀奇礼宴请,县佐首主座必陪在身旁,宴毕后必立即出城,不行号召我等拜见府谈大东谈主。”
官府最终听任许朝光的大队东谈主马进城,名为招抚,实质上对其毫无拘谨力。乾隆版《潮州府志》载,“(许)朝光居大舶中,击断自恣,或严兵设卫,进出城市,忘其为盗也”。
许朝光自后被部下头目莫应夫刺杀。他死之时,已是嘉靖朝的终末一年——1566年,此时,朝廷针对潮州府海盗的剿杀也进入了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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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朝光也曾的敌手、闽粤海盗巨魁吴平,因为势力太大,最终飘浮朝廷,激勉闽粤两省连合剿杀步履。
吴平是福建诏安东谈主,自幼智谋好兵,曾在有钱东谈主家作念家奴,遭到女主东谈主残忍,遂逃去入山为寇,后又出海为盗。传言吴平得宠后,抢掠了原先残忍他的女主东谈主进行攻击,“以壶水系两乳,令裸身磨米,身动壶摇水淋漓以为乐”。
史载,吴平颇有宗旨,抗倭名将戚继光“犹惮(吴)平,平所设奇,皆与相称,号为强敌”。这个有头脑的大海盗因此得到同期期海盗头目如许朝光、林谈乾、曾一册等东谈主的崇拜。吴平也当仁不让,以闽粤海盗的总首长自居。
其时,活跃于南澳岛海域的大海盗之间,酿成了一张犬牙相制的关系网。不外,海盗之间频频惟有益益,莫得情义。
当吴平在南澳岛东北角筑寨之时,部下“战船数百,聚众万余”,许朝光惦念吴平会蚕食我方的势力,经营挑拨吴平父子关系。吴平上钩,在醉酒之后怒杀了我方的犬子,待到酒醒,追悔莫及,举兵与许朝光火拼。两边大战于南澳岛中部的毒头岭,战斗浓烈,东谈主头滚地,迄今毒头岭仍有“东谈主头岭”的又名。许朝光退步,衰弱回我方的据点,而吴平则进一步奠定我方海盗霸主的地位。
但南澳岛一带海上巨寇的养成,还是引起了朝廷的爱好。
潮汕地区东谈主多地少,大家大多以海为生。即即是在明朝的海禁国策下,潮汕东谈主也未罢手与东南亚、日本等地的国外私运生意。待到嘉靖后期推广明朝史上最严厉的海禁战略,潮汕东谈主为了活命,只可游走在亦商亦盗的边际,身份松驰。

时任潮州知府的江西东谈主郭春震指出,潮州海患严重的主要原因,是原土海盗具有平常的“寰球基础”,当地东谈主驾船挟货,走动东欧好意思,将“通番”生意视为家常便饭。
嘉靖皇帝却不以为是他的海禁战略催生了海盗集团。他以为是父母官府的直率私通、武力不济,才养成了一个个海上大盗。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潮州府增设澄海县,与南澳岛隔海相望,以加强对地点的行政适度。新设的县取名“澄海”,适值标明那儿海宇未靖,朝廷但愿此后能够剿灭海寇,“走漏海宇”。在此前后,潮州府下饶平、惠来、普宁等县的缔造,也梗概出于相似的原因,县名均取相似的寓意。
当吴平的申明传到帝都,朝廷将他视为“广东巨寇”的时候,嘉靖皇帝大怒了。他条件闽粤两省“严督兵将,协心夹剿,以靖地点”。于是,两广提督吴桂芳与福建巡抚汪谈昆协同部署,督令总兵俞大猷、戚继光率军水陆并进,直取南澳岛。
过程数场恶战,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吴平的海盗集团在福建海域被戚继光部击千里战船百余艘之后,退据南澳岛,筑土堡木城,准备作终末的拒抗。
与此同期,戚继光的队列也登上南澳岛,而俞大猷则管辖300余艘战船,与戚继光会师。在东谈主称“俞龙戚虎”的帝国两大抗倭名将发动终末的总攻之前,朝廷的战船已将通盘南澳岛团团围住,防护吴平的东谈主马逃逸。
此战,吴平的海盗集团被杀、被擒1500余东谈主,烧死、淹死5000余东谈主,主力被隐没殆尽。
尽管如斯,在明军水陆兵的坚决攻势下,吴平如故率残部逃出了包围圈。
史载,吴平曲折逃到了安南(今越南)万桥山。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四月,俞大猷的部将汤克宽在万桥山之战中最终剿灭了吴平的残余势力。
吴平投水身故,一代海盗传奇东谈主物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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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平不是明朝盘踞南澳岛的终末一代海贼王,但他的死预示着潮州海盗的繁盛期间迟缓成为以前式。“俞龙戚虎”在南澳岛的奏凯,成为明朝平定潮州“海患”的一个迤逦点。
隆庆元年(1567年),新继位的隆庆皇帝听从福建巡抚涂泽民的建议,有舍弃地通达海禁,一时辰“寇转为商”,“漳潮之间,霎时晏然”。
万历三年(1575年)起,明朝在南澳岛设副总兵,以水兵3000东谈主专守此地。尽管南澳的官方守备很快就猖狂下来,但这一秀丽性事件,标明一直处于职权真空情状的南澳岛被纳入了军事处分。这个嘉靖后期海盗集团的滋长之地,终于相对寂静了数十年。

吴平身后,林凤、林谈乾等长年举止于南澳岛的潮州海盗集团,纷繁起兵攻打沿海城镇,寻求新的据点。在野廷军事弹压下,这些大海盗退步,率船队和东谈主员流散于东南亚,有的还在东南亚建造了我方的政权。东南亚因此成了潮州海盗终末的退身之地,而他们,演变成为潮汕东谈主移居国外的前驱,也为国外潮商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这大略就是历史的奇诡之处。
明末,福建南安东谈主郑芝龙的海商集团崛起后,通盘闽粤海域,涵盖东南亚、日本的航路,基本属于他的势力范围。他领有无可匹敌的制海权,仿照许朝光收取“买水”钱的作念法,给过往商船发通行证,获取了多量的收入。
崇祯元年(1628年),在击溃了福建的官军之后,郑芝龙却无意地取舍进入朝廷的怀抱,出任明朝一个名为“防海游击”的初级职位。
过后的遵守解释了郑芝龙作念出这一取舍的考究。他固然投奔朝廷,却依然领有我方的船队与土地,不仅自己利益涓滴未受损,还不错打着官方的名号去剿杀其他海盗集团,扩大郑氏集团的势力。
5年后,1633年10月,明朝水师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在金门岛隔邻的料罗湾张开了一场海战,这是中国与欧洲列强在海上的一次蹙迫较量。最终,明朝取得了这场海战的奏凯。而鲜为东谈主知的是,明朝的主力舰队其实都是郑芝龙的船队。这可算是28年后其子击溃荷兰东谈主、还原台湾的一次预演。
料罗湾海战后,明朝在福建和广东东部的海防力量,都被郑氏集团适度。
崇祯十三年(1640年),郑芝龙就任南澳副总兵。尽管他在4年后就升任福定都督,离开南澳,但此后的三四十年,明清朝代更迭,而南澳一直是郑氏集团军事与生意的蹙迫基地,皆备脱离了中央王朝的适度。

大清顺治三年(1646年),郑芝龙降清,但其子郑得胜“止南澳,招兵制械,得数千东谈主”,扛起了反清复明的旗子。
康熙元年(1662年),由于郑氏集团里面矛盾,时任南澳副总兵的陈豹降清。同庚,清政府在潮州沿海实行大界限的\"迁海\"战略,南澳岛和大陆沿海数十里住户一齐内迁,水火倒悬,哀鸿遍地。南澳岛——这个赓续了200余年的海盗窠巢,又回到明初的蛮荒情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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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辉是明清两代潮州终末一个有影响力的大海盗。
他是今汕头达濠东谈主,有个混名叫“臭红肉”。如今誉满寰宇的达濠鱼丸,相传就是邱辉孝顺其母而独创出来的。
邱辉活跃的时候,清朝已实行“迁海”战略,南澳岛荒蛮,是以他的据点建在了南澳岛西南边向的达濠半岛上。他在达濠建寨固守,适度粤东沿海的盐业和渔业,成为其时潮州沿海惟一防守“界外”的海盗头目。
其时,衰弱台湾的郑氏集团还是传到第三代郑经。邱辉奉郑经为正宗,援手其反清复明伟业,被封为“忠勇伯”。
连横在《台湾通史》中称,邱辉“踞达濠……布帛完好,凡货入界者以价购之,妇孺无欺。自是表里相安,转运毋遏,物价愈平”,颇有义盗之风。
邱辉占据达濠十多年,并在达濠缔造“大明潮州府”,其战船宽阔在沿海出没,“清兵莫能御”。
康熙八年(1669年),潮州各地\"复界\",但摄于邱辉的势力,清政府卓著规章达濠仍为\"界外\"。
清政府平定三藩之乱后,移师南澳,准备打理邱辉。在清军水陆并进的攻势下,邱辉的达濠寨被攻破,他本东谈主裁撤到台湾。自后,在与清军发起的还原台湾海战中,邱辉退步,引爆炸药桶自尽。
邱辉之死,宣告了潮州终末一段海盗传奇的收场。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和洽台湾后,文告取消海禁。潮州沿海的海盗举止,终于告一段落。

只是南澳岛的过往“短处”,依然让清政府忧心忡忡。清政府为了防护这个海岛酿成割据势力,在缔造总兵的同期,折柳由广东、福建各出一营队列驻扎该岛,酿成了由两省分治共管的场面。其时东谈主蓝鼎元鉴于明朝晚期以来南澳海盗集团风靡云涌的历史,卓著暴戾:
“南澳一镇为天南第一重地,是闽粤两省家数也,镇南之法以搜捕贼艘为先。”
他但愿清政府务必不要放过任何一艘海盗船,以免南澳岛再次发展为大贼窝。
有兴味的是,当乾隆年间东南沿海的缺粮问题越来越严重之时,朝廷最终允许潮汕海商从暹罗(今泰国)入口大米,这么,也曾流寇东南亚的潮州海盗后代,纷繁以商东谈主的身份辅导船队追念生意。扫数东谈主似乎都健忘了,只是半个世纪以前,他们的前辈如故帝国的敌东谈主,是朝廷必欲除之尔后快的海贼。
海盗与海商的身份颐养,皆备取决于帝国的对外战略调养,这是何等吊诡的事情。
一直到今天,受明清官方相识模式反复多变的影响,潮汕东谈主关于历史上喧嚣一时的原土海盗传奇东谈主物的印象,亦处于一种矛盾的评价心态之中:
一方面,海盗大帮的血腥劫掠,深入影响了潮汕历史,是催生数百年间潮汕乡村军事化、系族抱团、械斗等地域文化的原因;
另一方面,海盗集团织就的海上生意收集,也深入影响了潮汕经济的结构,是潮汕原土藏富于民、海湾口岸闹热发展、潮汕商帮称雄海表里的原能源。
一半海水,一半火焰。
而当年的海盗窠巢——南澳岛,现时是一个热点的旅游岛,东谈主们奔涌到岛上看海、吃海鲜,偶尔去寻访海盗风浪名胜。岛上有一个叫金银岛的地点,相传是明朝大海盗吴平退步前埋藏金银玉帛之处。
当地流传吴平的藏宝诀:“吾谈向南北,东西藏地壳,水涨淹不着,水涸淹三尺。”据说能破解者,即能找到多量金钱的真确埋藏点,只是于今无东谈主能解。金银岛隔邻,有一个名为“吴平寨”的村庄,是中国惟一以海盗的名字定名的村庄。种种迹象标明,潮汕东谈主对过往的海盗历史,神志颇为复杂。
历史无声,只是静默烙迹于联系族群的集体牵挂之中,抹都抹不掉。
参考文件:
[清]蓝鼎元:《鹿州全集》,厦门大学出书社,1995年
陈春声:《乡村的故事与国度的历史——以樟林为例兼论传统乡村社会究诘的关节问题》,《中国乡村究诘》第2辑,2003年
陈春声:《明清之际潮州的海盗与私东谈主海上生意》,《文史学问》,1997年第9期
杭行:《17世纪明清鼎革中的广东海盗》,《海洋史究诘》第9辑,2016年
冷东:《明代潮州海盗论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究诘》,2002年第2期
刘平:《清朝海洋不雅、海盗与海上生意(1644—1842)》,《社会科学辑刊》,2016年第6期